这一点，从西方一些国家对此所做的制度设计中可以窥察出来。

实行信访机构直管，严格划分各级法院信访办责任权限，使上下级法院信访办各司其职，最大限度发挥解决问题的能力。涉法涉诉我国社会当前正处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不断增加，使信访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在众多信访中，涉及法院的涉诉信访为最多，民生问题凸显，它反映了人民群众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提高，以及对国家司法制度和人民法院的信赖。

其中，2004年8月20日有一篇《功到深处访自息》的报道比较典型：湖北省郧县一上访老户刘大林因被该县法院强制执行了1997年至2001年依法应交纳的472元的提留款而长期上访申诉，连年上访误了农活使其家境更为贫寒，该院院长知道其困难后亲自为其跑成了2000元的扶贫资金，刘大林拿到钱后激动地表示再也不上访申诉了。第三，要有明确的工作措施、工作制度。立案庭下设立案组，信访组，案件流程管理组、申诉复查组。对没有问题的信访案件，尽量用法理来释明问题，解决问题。其次，配置相应的人员。

三是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使有些问题久拖不决，也导致上访不止。一要严把案件质量关，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17]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据WHO估测，免疫接种每年使约250万名儿童免于死亡。

[36] 有关行政裁量对国家责任的影响，参见王贵松：危险防止型行政不作为的赔偿责任承担，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6期。在对食品医药品安全性等风险领域的探讨过程中，日本学理产生了关于裁量收缩的通说。[60] 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而从实体法依据来看，有观点表示可将《宪法》第29条第3款进行目的解释，宪法既然规定了对财产权进行补偿，举轻明重生命权和健康权当然也应被纳入补偿的范围。

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53] 有关特别牺牲的概念是指，国家对公共秩序的确保或者说对市民生活的安全确保是国家应当履行的最低限度的义务，而与之相适应，私人也应该有义务忍受由此而产生的限制。

依然以预防接种事件为例证，如果国家切实遵守了相关义务，合格的疫苗却导致公民的生命或者健康受损，受害者就难以依据任何条文获致赔偿或者补偿。[63]五、结语与启示我国《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中对于接种异常反应的规定是指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规范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应。在现代社会，当市民陷入风险的重重包围之下，由于市民对风险的了解以及规避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低下，所以在食品或药品公害等造成国民生命、身体、健康重大侵害时，行政机关的裁量权收缩至零，它必须去履行监督和规制的权限，因此行政机关如果不去行使相应的权限，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62]这一制度的建立使得当预防接种导致生命、身体、健康发生损害时，不需要关注其侵害行为是否合法，而仅仅着眼于结果的发生，从而根据预防接种法上所规定的补偿给付规定给予救济。

参见世界卫生组织编：《全球疫苗和免疫现状》（第三版），WHO Pres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 Avenue Appia, 1211 Geneva 27, Switzerland。它们的共同点表现在：用一种反向思维的方式，努力找出不公正、不合理的表现形式。[31] 日本《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国家或公共组织的雇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故意或过失对他人造成违法损害的，国家或公共组织对这种损害负赔偿责任。行政裁量权的存在使得行政主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其权限具有自主权。

[47] [日]東京地判昭和59年5月18日、『判例時報』1984年8月1118号、第28頁。诉讼过程中进行临床试验表面，法院认定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并认为厚生大臣应对此承担责任。

[6] 王灿发、于文轩：生物安全的国际法原则，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4期。二是日本在实施《预防接种法》及相关配套条文后，疫苗的受害者及家属针对国家提起了大量的国家赔偿和国家补偿诉讼，学理界和司法界以预防接种损害事件为例，对国家责任展开了深入的理论讨论和判决实践，这些历史经验和资料累积都可以成为梳理我国国家责任的重要借鉴。

其余各例由于无法认定国家有违反注意义务的情形所以判决国家承担损失补偿责任。日本的医疗、劳动政策、社会保险、公积金、旧的陆军省和海军省的残留的行政都是厚生劳动省所负责的。[2]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越来越希望借助公共治理体系（国家、社会等）来应对工业化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而不是以家庭、个人的力量去抵抗这类风险 [3]。[22]第三，公民对于政府的合理信赖。[62] 参见日本《预防接种法》第11条（市町村長は、当該市町村の区域内に居住する間に定期の予防接種又は臨時の予防接種を受けた者が、疾病にかかり、障害の状態となり、又は死亡した場合において、当該疾病、障害又は死亡が当該予防接種を受けたこと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と厚生労働大臣が認定したときは、次条及び第十三条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給付を行う）。参见：[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97页。

指出事物的性质是必须的，效用与安全的问题并不是用简单的‘平衡理念就可以解决。如果现有的用于预防儿童疾病的疫苗能得以广泛应用，如果各国能将疫苗接种率提高，使全球平均接种率达到90%，那么，到2015年，每年可使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在现有基础上再减少200万。

[22] [德]汉斯•J•沃尔夫等著、高家伟译：《行政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0—31页。[46]又如行政机关还应对接种会场的温度、环境等进行监管，如在冬天当采用集体接种的方式而征用学校的校舍时，应当对校舍采取消毒和取暖等措施，并保证一定的温度以及控制室内外的温差值。

基于实现实质公平正义而不对原因行为的过错和合法与否进行考察这一思想，事实上早在刑事领域的国家责任中得以体现，也即法律只能对其进行形式上的过度保护才能使得双方力量相对平衡，从而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和正义。简而言之，在风险领域中当国家意识到危险发生的可能性时，就应有义务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此时并没有行政裁量权所存在的空间。

致力于该疾病预防接种有关的国际合作事宜。2001年1月，中央省厅再编，把厚生省与劳动省合并为厚生劳动省。二、风险领域中国家责任概述：领域特性与责任分配 风险领域究竟是什么？当谈论风险领域时，环境、食品、药品、能源、福利、劳资关系等概念性的描述开始浮现于脑海，但是事实上我们又无法对其所共同归属的领域作出完整的表述，风险领域 乃是一种形象的、简化表达方式，和其他理论中的表达一样，领域不是一个事实性的，而是一个法律性的概念。[29] 《关于做好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的通知》，卫疾控发〔2005〕408号。

但是可惜的是，立法者显然对于作为义务的关注不够，因此让受损者丧失了基于国家不履行注意义务而请求国家赔偿的权利。[39]假设安全性可以为了医疗药品的有用性而做出牺牲，那么这将会相当危险。

行政裁量缩减的诞生就是为针对行政裁量，行政裁量的主要特征在于法律效果的‘开放性与‘个案决定权的授权，故所谓‘裁量缩减的概念，乃指上述开放性与个案决定空间一部或全部不复存在，亦即，在个别情形下，原本由立法者所授予的行政裁量空间，发生缩小的结果。[38]在风险领域，由于所涉及的损害都是关系到生命、身体安全和健康这样的重大法益，无论是在医药领域还是在环境领域，风险一旦发生，就将迫切危及到民众最基础的权利，此时如果再以行政裁量为借口而对行政机关的责任进行开脱就显示公正了。

随着日本预防接种事件影响力不断扩大，基于双方力量悬殊的现实之下为维护正义、保障受害者而产生的面向结果的国家责任制度开始逐渐被立法接受。[13]就此，本文对于日本法制的介绍，希冀不仅仅满足于对知识的介绍，更望能够对于中国理论和实践作出学界应有的关怀。

无过错责任通常是以制定法所规定的标准对结果进行判断，如果当事人应该避免的伤害事件发生，那么他就必须对损害结果承担责任，而不论其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和是否采取了的预防措施。二战结束以后，美军为避免日本政府和国民的抵触反抗，常常以指示、警告、劝告、建议等方式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改造，从而达到强制性行政行为的效果。基于此，普通民众不得不依赖政府，寻求政府对于风险作出最大的评估，寻求政府行为对于风险尽可能的规避。而在这以后，许多下级法院都以此判例为依据处理类似案件。

尽量找出一个最低标准来判断行政自由裁量决定的合理性，如果行政自由裁量决定的合理性低于这一最低标准，则构成违法。行政机关在处理个案时一边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解读，同时又必须掌握不同个案的发生背景及具体事实，令眼光流转往返于事实与规范之间 [35]。

[7]事实上，在我国国家责任的研究领域中认为国家应承担风险责任的呼声并非属于少数派报告，对于国家监督管理责任的判断和建构也已经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42] 厚生劳动省是日本中央省厅之一。

[18] [日]大阪高判平成6年3月16日、『判例時報』1500号、第15頁。[46] [日]名古屋地判昭和60年10月31日、『判例時報』1175号、第3頁。